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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疗养游”激活楼市：三亚找房热度攀升，海口租赁市场活跃******

　　“我几乎每年都来三亚，今年明显比去年热闹，感觉回到了2019年的时候，民宿爆满、酒店涨价，三亚的热闹又回来了。”今年元旦，刘伟(化名)从北京前往海南三亚开始了一场“疗愈之旅”。

　　随着三亚旅游热度的攀升，三亚的楼市也热闹了起来。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12月，疫情管控逐步放开后，三亚游客激增，对于三亚楼市的关注度升高，使2022年12月找房热度大幅增长，涨幅达到55%。而相比于旅游城市三亚，海口接待了更多短租的“候鸟”群体，2022年底，海口租赁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三亚找房热度上升超五成，春节或迎成交小高峰

　　“从北京到三亚，现在机票差不多要上千元，三亚的五星级酒店房间大概涨价有30%。”刘伟向记者表示。

　　机票和酒店的涨价直接反映出岁末年初三亚旅游热度的回升。而在旅游热度回升的同时，三亚的楼市热度也呈现复苏态势，首先表现为三亚找房热度的攀升。

　　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10月开始，三亚新房找房热度逐月攀升，尤其是12月疫情放开后游客剧增，对于三亚楼市的关注度升高，导致12月找房热度大幅增长，涨幅达到55%，三亚吉阳区、海棠区以及毗邻三亚的万宁市找房热度最大。户型中最受关注的为三居室，最受关注的面积段为90-120平方米。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三亚找房热度的提升和疫情放开有着直接关系，三亚是个典型的旅游城市，旅游地产对购房者的吸引度和本身旅游人数有着较为明显的关联度，一般每年春节前后都是三亚找房热度的高点。

　　为了抓住这波旅游热，三亚也集中推出了不少新盘。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数据统计，2022年12月，三亚新房项目共计90个，环比增加3.6%；在售均价31000元/平方米，环比微涨0.04%。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11月房价数据，三亚的新房房价环比涨幅为0.2%，也是为数不多的上涨的城市之一。

　　至于岁末年初是否有额外优惠，三亚当地一名链家中介人士告诉记者：“年底、年初会有一些营销活动，但是力度不大，比如砸金蛋、送物业费也是常规的营销活动。”

　　“不过，三亚执行相对严厉的限购政策，也会阻碍部分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入市，短期内关注度的提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的买房行为。”张波分析称。

　　据三亚市房产信息网显示，近期，三亚新房成交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1月1日至1月10日，三亚新房累计成交402套，其中，1月10日成交大幅增长至146套，也说明三亚楼市热度正在波动爬坡中。

　　“短期来看，从疫情前的数据来看，每年的春节前后都是三亚房产成交量的小高峰，也是找房热度的高点。但是，从长期来看，受到限购等政策影响，找房热度实现到成交的转化会有较大差异。”张波预计。

　　海口去年底租房需求明显增加，小户型更获青睐

　　从租赁市场来看，12月中旬以来，三亚迎来第一波旅游恢复，但以短期度假为主。对于租赁市场的情况，张波向记者表示：“从需求热度数据来看，三亚的短租和长租市场都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

　　相比于旅游城市三亚，海口往往接待了更多短租的“候鸟”群体，这部分群体多数来自于北方，尤其是东北三省，每年有相对固定的租住需求，他们一般在入冬后来到海口租住，到春天再返回家乡。

　　“我们每年都会来海口度假过年，去年11月份来到海口，刚来的时候感觉人不多，比往年人少，但是到了12月份疫情防控放开后，来海口租房的人开始增多，比如一居室、两居室的小户型就很难租到了；租金上，租期半年价格偏高，整年月租价格就会低些。”来自吉林的刘姐向记者表示。

　　刘姐租的房子位于海口美兰区海甸岛，这是海口市最大的岛屿。“海甸岛比较安静，人不多，适合我们一家人小住，房租没有明显上涨的感觉。我们租住的一居室价格是1500元/月，和2021年疫情的时候差不多，不同品质不同地段的房租略有差异。”刘姐告诉记者：“海口的租赁市场相对平稳，来海口的大多是家庭‘小住’，一般会住个把月，不像三亚以短期旅游为主，所以不会有三亚民宿等短租火爆的情况。”

　　海口的楼市也和三亚不同，一般以刚需盘为主。根据海南至理机构发布的数据，2022年12月，海口商品房成交备案1951套，环比增加93套，不同区域板块差别较大。

　　张波称：“三亚和海口还有一定差别。三亚的外来购房需求长年来看都是高于海口，而海口的本地化需求对市场的支撑力更强。从2023年来看，海南市场的需求量还难言可以恢复到疫情前，一是受制于购房者本身信心因素，尤其是旅游地产的需求提升往往都是滞后于本地自住需求，这也决定了2023年海南旅游地产项目的实际成交量提升会偏慢；二是从海南楼市本身来看，较为严格的限购条件仍有放松的调整空间，未来市场成交量的提升和政策变化也有直接关系。”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